他在登基后，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，罢免矿税、榷税，撤回矿税使，增补阁臣，运转中枢，使得“朝野感动”，俨然再遇明主。

  哪里知道，接下来小小一颗红丸，要了朱常洛的命！

  朱常洛举行登基大典后仅十天，也就是泰昌元年，公元1620年八月初十日，突然一病不起。

  第二天的万寿节，也取消了庆典。

  《国榷》记载：郑贵妃“进侍姬八人，上疾始惫”。

  《罪惟录》也记载：“及登极，贵妃进美女侍帝。未十日，帝患病。”

  也就是说，身体好好的朱常洛，就是因为郑贵妃进侍的美女，导致了身体被搞垮。

  我们觉得奇怪的是，八个美女，虽然不是一般的男人能够搞得定，但也不至于十天就把身体搞坏。所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八名侍女，一定给皇帝吃了药，一种能够夜御八女的药，这才短短十天时间，把皇帝的身体搞垮。

  八月十四日，朱常洛病重，召内官崔文升治病。

  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，朱常洛召他看病，简直就是召来阎罗王！

  崔文升在郑贵妃的指使下，向皇帝进“通利药”，即大黄。

  大黄相当于泻药。

  朱常洛一个病恹恹的病人，吃泻药，那还不死得快的！

  朱常洛吃完泻药后，接下来的一昼夜，连泻三四十次，身体极度虚弱，处于衰竭状态。

  后来，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，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。

  给事中杨涟说：“贼臣崔文升不知医……妄为尝试；如其知医，则医家有余者泄之，不足者补之。皇上哀毁之余，一日万几，于法正宜清补，文升反投相伐之剂。”

  杨涟认为，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，应当进补，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，其心叵测。

  这时，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、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，遍谒朝中大臣，哭诉宫禁凶危之状：“崔文升药，故也，非误也！”

  泰昌元年，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，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、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，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，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。

  泰昌元年，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，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。

  太监们不敢做主，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。

  方从哲说：“彼称仙丹，便不敢信。”接着，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。

  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，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，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。在安排好一切之后，朱常洛问：“有鸿胪寺官进药，何在？”

  方从哲说：“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，臣等未敢轻信。”

  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，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命李可灼入宫献药。

  时间到了中午时分，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，让皇帝服用。

  朱常洛服完红丸后，感觉还好，让内侍传话说：“圣体用药后，暖润舒畅，思进饮膳。”

  傍晚，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。

  御医们都表示反对，但是，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。

  李可灼无奈，只得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。

  朱常洛服后，感觉安适如前，没有什么不良反应。

  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六日，公元1620年五更，朱常洛突然驾崩。

  这样一来，廷臣纷纷议论，指定李可灼、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，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。

  不过，方从哲、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，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，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。

  后来，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，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。

  红丸，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，是用妇人经水、秋石、人乳、辰砂调制而成，性热，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。本就虚弱的朱常洛，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，便暴毙而亡。

  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，享年三十八岁。

  朱常洛，他之所以短命，直接责任自然在郑贵妃的身上，因为，他进侍了八名美女；但主要责任还是在朱常洛自己，如果他上位后，第一件事不是去纵欲的话，哪里会死那么快？